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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那遥远的山门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9-12-25 21:59:28 / 个人分类:散文

                                   在那遥远的山门

            山门乡在牛头河上游,距清水县城三十公里处,山门林场是县上人都知道的,所以,山门多山,多树,多林。

            1965年,母亲医学院毕业,毛主席一纸“六二六”指示,母亲被指示到了山门卫生院,父亲也随之到了山门中学,几年之后,我出生在山门。

             我的名字过于男性化,我为此耿耿于怀,母亲说,她生我时刚看过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那里面的革命青年杨晓东很是让她崇拜,所以才给我起了这个名字。《野火春风斗古城》我看过,但是不记得杨晓东,只记得王心刚,王晓棠。人的名字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昭示了他的性格或命运,我深以为然,至少,我的性格中就有很多假小子的成分,打小,大人都这么说,当然,有史为证:

           屋后就是山,山上永远苍苍茫茫,深不可测,那颜色也是四季不同。春夏多绿色,葱茏悠远,秋冬多红黄色,“晓来谁染霜林醉”大约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景观。有山有树的地方,必定是我们的乐园。

            进山,是成群结队的,我永远是领袖。夏天,着大家折了树枝,一人编一个帽子戴上,是邱少云戴过的那种,威风凛凛,一路行去。山上有小路,羊肠一样,细细弯弯,我们不走那路,专往树多草深处去,我在前面拿了棍子打草惊蛇,后面的喽啰也做侦察状。突然,一个小喽啰跑到我跟前,“啪”一个敬礼,报告队长,前面有情况!我手一挥,停止前进,其他人都站住不动了,我两手比划成望远镜,眺望片刻,严肃地说,有小股敌人,不要理他,继续前进。我在前面平端着木棍(我们唤作红缨枪的),猫着腰,撅着屁股,像潘冬子搜查胡汉三一样凝神屏气。后面一个喽啰说,队长,你的裤子烂了,我说,阿里烂了?他说,屁脸上。我还没说话,另一个说,一阵儿抓一个敌人,抢一件军大衣给队长。我说,不是抢,是缴获,缴——获!这是刚从《南征北战》里学来的。敌人当然没有,所以警惕性一阵儿也就懈了。

           漫山遍野的五味子、野莓子、酸梨子、野葡萄,我们的目标也正是这些。五味子就像缩小了的葡萄,一串一串紧紧密密挤在一起,紫红色的,果实有羊粪蛋儿大小,揪一串在手,丢一粒入口,酸甜中有些药味儿。我最爱吃的是野莓子,虽然生的低矮,半山坡到处都有,但那黄黄软软的果是包裹在一丛刺里的,一不小心就会扎手,所以,摘野莓子不容易,小半天也摘不了几颗。但是我不着急,因为母亲看过病的乡亲经常会拎着满满一篮子野莓子到家里。母亲在炕上铺了报纸,哗啦啦一倒,我们姐妹仨就小猪样连鼻子带嘴在野莓子山上拱。吃累了,捏一颗野莓子在指尖轻拈。它的形状有些像鸟窝,表面是针尖样突起的小颗粒,成熟的野莓子色泽金黄,放在手心,颤巍巍,水灵灵的,真是吹弹可破。野葡萄的味道也是酸酸甜甜,因为山里人不稀罕,所以很多沟沟坎坎的野葡萄都熟透烂掉了。风一吹,发酵之后的甜味儿弥漫在山谷,嗅得久了,真有些醉醺醺的感觉。

            山里最多的是松树,山大树密,一入松林,就好像进入夜里,几米之外要看清楚人就很困难。进松林,多是为了采蘑菇。山里人都知道,最好吃的蘑菇是松树底下长出的,大概是吸足了松香的缘故,蘑菇因此鲜香浓郁,我们专挑嫩蘑菇,老一些的看不上。辨别蘑菇老嫩的办法是看它的形状,蘑菇似伞,那伞盖若是撑开的,必然是老蘑菇,伞盖紧紧抱成一个疙瘩,才是上好的蘑菇,其实,当地人管蘑菇叫狗牙苔。一场透雨之后,我们便三五成群拎了柳条篮子进山采狗牙苔。手快的,一个下午能采满满两篮子,我经常连一篮子都采不满,大约是我的好奇心比别人重一些,总是撇下篮子一个人到处走走看看。看林间窜来窜去的小松鼠,看密密的松枝间漏出的一两点蓝天。

            山门的松林如此茂密,当然也就盛产松子了。我还没上学时,两个姐姐就已经开始和大家一起进林打松塔了,我也跟着去,姐妹仨一人背一个柳条编的小背篓,她们俩是为了完成学校分配的任务,我是跟着凑热闹。低处的松塔可以直接用手掰下来,高一些的,就有特制的工具,一根顶端成V字型的长木棍,卡住松塔的根部,朝左或者朝右一个方向使劲一拧,松塔就掉了,我们赶紧捡了放背篓里。墨绿色的松塔,真的像小小的宝塔山,上面小下面大,鱼鳞一样的塔衣紧紧包裹着,那里面就是肥胖滚圆的松子了。松塔背回学校,有专门的人褪了里面的松子,学校操场上的空松塔堆成了几座山,每个老师分一座塔山,于是,一冬的炕就烧得滚烫。松塔多油,塞进炕洞,噼里啪啦的声音也格外响亮,那火、那烟,也是有香味的,松香。

            大火燃尽,热灰里埋几个洋芋,片刻功夫,扒拉出来,就蹲在炕洞边掰开来,热气腾腾,松松软软,舌头打着卷,嘴里哈着气,又烫嘴又舒坦。吃松子,最讲究的吃法其实就是我们当时的吃法,拿松枝点一堆火,丢几个饱满鼓胀的松塔进去,过一会儿熄了火,木棒子敲一敲松塔,松子纷纷蹦出,每一粒都是浓香,在唇齿舌尖上回旋半天,舍不得咬开,咬开了,半天又舍不得咽下去。

           小背篓不光背过松塔,还背过粪,驴粪、牛粪之类,也是学校分配的任务,每个人都有数量要求,于是,我们就在路上寻寻觅觅。老远看见一堆黄金,个个两眼发光,一窝蜂跑过去,这个说,这粪我占下了!那个说,我先看着的,是我的!说着说着,就推搡,就动了拳脚。有聪明些的,就拿了铁锹守在驴呀、牛呀跟前,感觉它似内急,就赶紧把铁锹接在下面,有一个男生因此被驴踢了一蹄子,后来他的眼睛有些斜视,大家都说是给驴踢斜的。一次我拾了半背篓粪往家走,路上有一条浅浅的小河,我使劲一跨,脚底下让碎石子儿一垫,一屁股坐到河边,起来后拍拍屁股,继续往前走。半路上遇到几个相熟的,一个大声喊,快看快看,她屙裤裆里了!其他几个都转到我后面看,我说,谁屙裤裆里谁就不是人!他们嗷嗷直叫,你不是人,你不是人。我追,他们一溜烟跑了。回到家里挨了母亲一顿打,原来我的屁股上果真都是黄黄臭臭的东西,是水浸湿了背篓里的牛粪,一路流到了裤子上。

            剜野菜是开春时候的重要活动,工具很简单,一个小铁铲,一个小袢笼。苜蓿芽儿、荠荠菜、薤蒿,开水里打个滚,捞出来晾凉了,没有香油,没有味精,只是一撮盐,几滴醋,吃着就是爽口。可以热炒的野菜,记忆最深的是小蒜。细长管状的绿叶,白嫩的根部是一个小拇指肚大小的圆滚滚的蒜头,干红辣椒丝,和切成寸段的小蒜热锅爆炒,白烟升腾,香味呛鼻时,嘶啦一声添一勺刚从缸里舀出的浆水,红的绿的飘在白白的浆水汤上,滚开后浇一勺在刚出锅的手擀长面上,一气吃三大碗是平常事。如果晚上有电影看,这一顿浆水面就更是吃得痛快淋漓。

            放电影是在学校的操场上,两根木桩子之间扯一块大白布,前面不远处放映机吱吱呀呀转,投出一股白亮的光,打到白布上,那上面就是车轮滚滚,红星闪闪,南征北战。放这些片子之前,一般要放纪录片,多是毛主席接见外宾之类。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一出来,我们就在下面怪叫。纪录片不打战,不热闹,但是是彩色的,所以我们也都爱看。电影里的毛主席红光满面,在众人的簇拥下微笑、招手,可是这片子才演了没几天,就说毛主席逝世了。我心里觉得奇怪,将将儿还好好的,咋就逝世了呢?逝世是大喇叭、收音机里的官话。那些天,操场里的大喇叭一直放一种让人难受的声音,大人说,那叫哀乐,是为毛主席放的。

            那几天,学校里的老师学生都扎白花,做花圈,一个又一个花圈挤得密密的,大家站在大操场里,最前面放一排桌子。有人讲话,讲完话后,所有的大人突然都低了头,一动不动。我们也被集中在一起,左前胸和大人一样戴一朵小白花,我不明白怎么回事,但也感觉得到这种气氛不敢乱说乱动。突然旁边有人哭出声来,我扭头一看,是语文老师,一个从湖南下放的小个子男人,曾经给我们家送一些奇奇怪怪的鱼干的。他撇着嘴,声音沙哑,胸前已经湿了一大片。他一哭,很多人都哭了,操场里哭成一片。跟前有我的手下悄悄说,这些人都咋了?哭啥哩?我说,可能毛主席是他们的亲戚。

            回到家里,母亲的眼圈也是红红的,我很纳闷,毛主席和我们家好像不是亲戚么,她哭啥哩!这个疑问也是一闪,我很快就兴高采烈了,因为晚上不在家里睡觉,要住帐篷。

           那些日子,没完没了下雨,听大人说,还有地震,房子要塌,不敢住人。操场里搭了几个大帐篷,席地放几块转头,上面架上床板,十几张床板连在一起,是大通铺。男男女女和衣而卧。我睡在木板上,听着帐篷顶上唰唰唰下雨的声音,听着身子底下哗哗哗淌水的声音,兴奋得睡不着。趁母亲不注意,朝旁边睡着的伙伴身上抓一把,他爬起来抓我,我掀起被子捂住脑袋,母亲骂几句,我再不敢动。

            去了了院看电影也是值得一提的。了了院似乎很远,吃过晚饭,大人小孩挤在一辆解放牌汽车上,敞篷的车厢里挤得满满的。我夹在大人的腿中间,鼻子顶着大人的屁股,挤得扁扁的,透不过气来。若是夏天,必憋出一身臭汗。冬天好些,等于进了保温箱,暖烘烘的,三摇两晃,站着睡了一觉,就听见枪炮齐鸣,一睁眼,说是已经到了了了院。赶紧从腿缝里挤一挤,看得见银幕了,就忘了周围的一切。《火车司机的儿子》,朝鲜片子,我念念不忘。结尾处,儿子高坐在驾驶室里,车闸一扳,“呜”一声,浓烟滚滚,火车喘着粗气哐当哐当动起来了。那儿子真是威风凛凛,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理想就是开火车。电影看完了,连夜往回赶,我依旧挤在很多大腿之间,一边想象自己开火车的样子,一边迷迷糊糊睡去。后来,我才知道,我所说的了了院,是清水温泉工人疗养院。

            冬天很快来了,住帐篷的好日子结束了。横穿山门的大河结了冰,冻得实实的,铁锤子砸半天也只是溅出些白沫子,这宽宽大大,一眼望不到头的冰面,就是我们新的阵地。

            打木猴儿,是每天都要进行的赛事。要赢对手,木猴儿是关键。木猴儿就是木头旋成的上面圆,下面呈锥形的东西,谁的木猴儿转的时间最长,谁就赢了。六大是木匠,一手好木活,我的木猴儿就是他旋的,最瓷实的木头,抛光打磨得溜光水滑,上面涂了薄薄一层清漆,好闻好看更好用。我的鞭子也高级,是父亲做的。竹棍上拴了一尺多长的尼龙绳(他们的都是草绳),绳子是红绿色绞和在一起的,绳稍上缀了指头长的一绺红布头。鞭子一甩,空中划出一道红艳艳的弧形,木猴儿就在冰面上飞转,我抽一鞭子,转得更欢。边里有人喊,倒了,倒了。我说,咋啦,受不得了?另有人说,你能啥哩?你当了是你能?是你的木猴儿好!我说,你能得很你也弄一个好木猴儿。正说着,腿一软,坐到了地上,是有人给我使了袢子。我还没爬起来,背后又有人一推,哧溜一下,我滑出了丈二。再爬起来时,人跑光了,木猴儿也不见了.

           父母常常带我们姊妹仨来溜冰。找一片瓦,我坐在上面,瓦面凹下去的地方,我的屁股放着正合适,母亲在我腰里拴根绳子,她在前面拽着。父亲两只手分别拽两根绳子,是大姐和二姐,他们在前面走,我们的瓦车就在后面滑。母亲围着大红色的围巾,穿着碎花棉袄,我看看她的背影,看看周围的山,白茫茫一片,一点声音都没有。

           母亲刚到卫生院的时候,我还没出生,乡里人都知道卫生院来了个年轻漂亮的洋大学生。母亲端坐在一张桌子前面,等着她的病人。二姐扒在门框上偷看,母亲紧张地一摆手,二姐赶紧缩了头。对门的老中医,屋子里的病人挤得满满的,老中医说,都过去,都过去,寻外大学生看去!边里人说,外还是个碎娃娃,会看个啥病?一看就不牢靠。乡里人说话声音大,母亲听见了,就低了头,拿手指头抠桌子,一抠就是小半天。这种情形持续了没多长时间,母亲就在四邻八乡出了名,人都说,原来外个大学生会看病,还看得好,开的药又便宜又管用。卫生院里正经医学院毕业的就母亲一个,最忙的时候,几个病房里全是住院病人,看病、打针、输液、手术,母亲又是护士,又是大夫,内科、外科、妇科、儿科样样都上。很多年以后,母亲常说,那些年其实是她收获最大的十年。

            父亲似乎经常不在家,母亲半夜里被病人叫走了,我们姊妹仨就用木棒子顶了门,继续睡。睡梦中听到窗子上、门上有抓挠的声音,我们大气不敢出挤成一团。母亲临走时交代过,听到这声音千万不敢开门,我们心里都清楚,是狼。冬夜里出没的狼一定是饿疯了的。母亲有时候在卫生院一忙就到天亮,有时候忙完看看天还没亮,惦记着我们,就折回来往家里赶。从卫生院到家里要过一个独木桥,母亲提着马灯,灯罩子里的捻子着了一点火,是灯油不足。风大,那点火也被吹得歪歪斜斜。还好,河里结了冰,桥好过。过了桥,是一大片麻地,听到唰啦啦的声音,还有飞跃而过的黑影,母亲赶紧捡个石头,一边扔,一边大声喊。半夜里遇到狼,母亲不是第一次了;半夜里提着马灯去看病,母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时间长了,乡里人都叫母亲“马灯医生”。

            回到家里,炕上的席子铺盖卷成长筒堆在一边,我和二姐挤在墙角睡得东倒西歪,大姐两手搂着铺盖卷,不让它散开,一见母亲,“哇”一声哭了,一边说,褥子又着了,她家两个光瞌睡多,我一个人不敢睡一直守着。母亲一边表扬,一边安慰,一边把炕洞里的旺火埋一埋。松塔烧炕,火势太猛,被褥被烧焦,点着是经常的事。

            母亲要是一夜未回,我们仨就一直赖在床上不起来。天亮了,大姐下地把顶门杠子拿掉,上了炕,钻进被窝继续睡。天大亮了,外面有人喊,周大夫,周大夫,听不到回应,那人就推开门,半个身子探进来,我们仨齐唰唰抬起头,趴在枕头上看他,他说,你妈哩?我们说,卫生院里去了。那人出门后见人就说,周大夫的三个女子,一人穿哈个夹夹子,一个比一个心疼。夹夹子,是说粉红色的棉马甲,是《闪闪的红星》里潘冬子穿过的,母亲照着样子给我们一人缝了一件。

            母亲病看得好,乡里人心里感激,就不时送一些土产到家里来。当年的苞谷面,新麦面,自家养的母鸡,胡麻油,刚从鸡窝里捡出来的鲜蛋。住在山里的拿的是木耳,蘑菇。那木耳又肥又大,柔滑无比,从小吃惯了最地道的木耳,后来进了城吃啥木耳都不香。我到现在在吃食上非常挑剔,大概也是那时候惯出的毛病。

            最稀罕的是野鸡,山里人拿麻绳穿在野鸡的鼻眼里,一次少说也要串上个三四只。母亲总是坚决不要,乡里人实诚,你不要,他脸上的表情就很挂不住,让人看着难受,所以,推来推去,只好放下。野鸡的吃法有讲究,清炖不香,因为野鸡脂肪少,炖着吃太寡口。最香的吃法是爆炒。鸡肉切丁,胡麻油在锅里冒烟了,鸡丁入锅,快快地翻炒,加椒盐之类,马上出锅,这才是第一道工序。泡发好的黑木耳、黄花、豆腐加大葱炒制,八成熟了,添加炒好的鸡丁,翻炒均匀,出锅,这就是货真价实的野鸡臊子了。与之最搭配的,是荞长面。当年的新鲜荞面,做成细细长长的面条晾在案板上。煮好的荞长面,从后锅里舀一大勺调好酱醋的清汤,汤,越多越好,面,越少越好。筷子一扒拉,那面条在清汤里松松地散开,这个比例就合适,最后浇一勺野鸡臊子,淋上油泼辣椒,尝一口,那滋味能让你记一辈子。

            山里人打猎,多是在冬天,所以,野鸡臊子荞长面,我们在冬天常吃。围坐在火盆旁,看着红彤彤的炭火,端一碗烫嘴的清汤面,一边刺溜溜吸着面条,一边说着闲话。一碗面下肚,浑身冒汗,须得解了棉袄的纽子,一边掀半边袄儿凉一凉,一边吃下一碗。进城以后,野鸡见得少了,有一天谁说是想吃荞长面了,母亲就说,没野鸡臊子,吃啥荞长面哩?是的,任是多么肥嫩的家鸡,也比不上野鸡与荞面的搭配,不是那个味儿。

            父亲不在家,多是下了乡,有时候是开批斗会,有时候是带学校宣传队演出。若是前者,回家后的父亲就闷闷不乐,天天拉二胡,调子听得人想淌眼泪,后来我知道,他拉的是秦腔里的一段,叫《祭灵》。

           父亲在西安上大学时是数学系的高材生,酷爱秦腔,经常买了站票去易俗社看秦腔,一站就是半晚上。我的音乐启蒙大概就是秦腔了,从记事时起,家里那台红灯牌收音机就天天唱秦腔。父亲是宣传队的板胡手,演员在台上唱,他在台子边上拉板胡伴奏。排练的时候,父亲还是导演。父亲一手抬起做拭泪状,一只手的两个指头成V字型斜斜地从身后伸出,似在控诉:八年前,风雪夜,大祸从天降……是小常宝的唱段。演小常宝的是父亲的一个学生,总演不好,父亲一遍一遍示范,次数多了,父亲就骂,这数学差的学生就是笨,啥都学不会。数学学得好与坏,直接证明一个人智商的高与低,这是父亲一直坚持的观点,这个观点也直接决定了父亲对我的评价标准。

            1978年,父母调进县城,之后很多年,我再没有去过山门,但我陆续知道了,原来我家屋后的山,叫石洞山,因山上有一个不知其深的石洞而得名。洞口上方悬一巨石,风一吹,那石头似乎在动,似乎马上要掉下来,但是一悬就是千年。

            两年前的国庆节,携父母回了一趟山门。看见浅浅窄窄的河床,逼仄萧条的小街,印象中无比辽阔的山门,原来不过是群山之间狭长的河道,我说,我记得山门大得很,怎么这么一点?父亲说,那时候你还碎,就觉着山门大,现在你大了,山门就小了。

           上了山,原来的羊肠小道辟成了宽宽的一条,汽车可以一直开到山顶。山顶上有寺院,那一天正好有佛事活动,进了后院,正在忙乎的众人认出了父母,我们被簇拥着进了屋,上了炕,一人吃一碗斋饭。边里人说,周大夫头发都白了,母亲说,七十岁了,老了。

            我出了屋,站在山顶,看山下的牛羊,山边的云烟,看远处的松林,只是觉得这山也比记忆中低矮了许多,那松林也稀疏了些。儿子跟出来,催着要回家,我说,松树林里有野蘑菇,有松鼠,好玩着哩。儿子急急地说,快走快走,我的动画片快演完了。我看着他,张了张嘴,还没说出话来,他已经小跑着去开车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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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 删除 三丑   /   2013-07-12 17:10:07
    情真意切,回味绵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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