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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月光下的苏轼

    上一篇 / 下一篇  2020-12-18 17:14:53 / 个人分类:散文

    月光下的苏轼

     

    诗歌是最早出现的文学体裁,古代诗歌包括诗、词、曲,所以,在中国,有很多大诗人以诗留名,朝代更迭数千载,江山易主百多年,唯有学馆书院、街巷妇孺口口相传的名句名篇经久不衰。

    福祸相倚,以诗获罪者也不少。比如苏轼。

    但凡能从一首诗中抽茧剥丝,由此及彼者,必然也得是文化人,如焦大之流,字认得他,他不认得字,即便反动标语贴到他脸上,他也只当草纸一张。

    所以,最早从苏轼的诗里嗅出蛛丝马迹的,也是文人。不光是文人,他还比苏轼多一道光环:科学家。

    熙宁六年(1073), 沈括以检正中书刑房公事的身份到浙江巡查新法实行的情况,看到苏轼的诗稿,认为有诽谤朝政之嫌,上呈神宗。

    沈括比苏轼大六岁,论出身,二人势均力敌。

    沈括出生于浙江钱塘(今杭州市),祖父沈曾庆曾任大理寺丞,父亲沈周、伯父沈同均为进士。沈括自幼勤奋好学,十四岁就读完了家里的藏书,并随父亲宦游州县。

     出生于四川眉州的苏轼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其父苏洵少时不好读,多游历,虽“二十七,始发奋”,屡试不第,晚年才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但其雄文为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大盛。

    沈括以父荫入仕,二十三岁就步入官场。苏轼二十岁进京应试,一文既出,声名大噪。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感叹:“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沈括看到的诗稿,是苏轼在外任期间写的。

    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改革。由于苏轼与变法派的政见不合,遭受排挤。苏轼自觉在朝廷无法立足,于是申请外任。于熙宁四年(1071)任杭州通判。之后又分别担任密州、徐州知州。

    正是因为下沉基层,深入地方,苏轼看到了新法执行过程中的诸多流弊,像涉嫌朝廷放贷的青苗法、两浙路严苛的食盐专卖法、鼓励人告密的手实法等,苏轼都极为反感,于是便形诸吟咏,批评讽谏。而在当时,王安石早于熙宁九年(1076)二次罢相,变法事业的主导者已经从王安石变为神宗本人,变法已经成为皇帝亲自部署的既定国策,反对变法就是反对神宗。

    虽然如此,也许是神宗忙于国事,无暇理会,沈括的上奏被搁置了。

    诗人的性情如同大海潮起,一旦有什么想法,他必须一吐为快,苏轼是天才诗人,其性情更加奔放,百般心意,如鲠在喉。

    元丰二年(1079),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四月二十日到任,立马进《湖州谢上表》,其中写到: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什么意思呢?陛下知道我愚昧不堪,不合时宜,难以和变法派共事,又考察我年老不爱生事,在地方管理普通百姓勉强及格。就是说,我老啦,没法和朝廷里新提拔的年轻人比。那段时间,朝廷新提拔的都是王安石的人,那意思是说我不和王安石的人一起玩,不同流合污。“生事“”就是瞎折腾,说白了,就是说朝廷里的人都是王安石的人,跟着王安石一起瞎折腾。

    这下子,很多人都不愿意了。

    秋七月,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接连上章弹劾苏轼,弹劾的导火索正是上表中的这两句话。认为苏轼是攻击朝政,反对新法。神宗及新派人物大为恼火,神宗批示后,七月二十八日,台吏皇甫僎携吏卒急驰湖州勾摄苏轼。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监狱,二十日便被正式提讯。到九月份,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了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较高的是司马光。王安石罢相的次年(1077),苏轼寄赠司马光一首《独乐园》,御史台说这诗讽刺新法,苏轼供认不讳。

    苏轼毕竟是名人,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太皇太后曹氏也出面干预。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幸免一死,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告一段落。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首《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正是苏轼刚从乌台诗案的大麻烦中逃脱,只身到黄州时所写。

    苏轼二十出头即获欧阳修赏识,名动天下。三年后应制科试,作为殿试主持的皇帝宋仁宗同样觉得,制策入三等的苏轼(整个宋代,据说只有两位制策入了三等,而苏轼是其中之一)和入四等的苏辙,两兄弟是难得的人才,并以自得的口吻说:"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事实上,苏东坡一生为官的太平日子也就是入京科考后十五年左右的时间。

    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苏东坡的官运便开始一波三折,作为新法的反对者被贬离京城,在浙江各地辗转为官,43岁时卷入乌台诗案,下狱103天,差点被杀头,最后虽然保住了性命,却再遭贬谪,从朝廷命官一落千丈,给了一个团练副使的尴尬职位,也就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而且,神宗明令:不得参与政事。

    与青年时期的豪迈壮阔相比,《卜算子》时期的苏轼,虽值壮年,但是,刚刚经历的生死之劫,把他从备受瞩目的明星地位抛至无人问津之偏乡僻壤,其中的落差岂止是地理意义上的高与低。

    黄州地处大别山南麓、长江中游北岸,是个有山有水的地方,虽然风景优美,可是人烟稀少,贫瘠苦寒。

    初到黄州,苏轼连个住处都没有,只得和儿子苏迈一起借住在定慧院,父子二人每天蹭和尚的斋饭。后来,全家大小二十多口人都来了,实在不好再蹭饭了,一家人就挤住在一座废弃的驿站临皋亭里。

    为了节省开支,他每个月在房梁上悬挂三十串铜钱,每天从梁上挑下来一串作为家用,如果超支了,就只能剁手,梁上的钱是万万不敢再动的,这是苏轼备尝拮据之苦的开始。

    祖籍河北栾城的苏家先祖苏章,在汉顺帝时曾任冀州刺史。唐武则天时期,苏章后人苏味道官至宰相,后转为眉州刺史。其一子苏釿定居眉州,眉州苏氏宗祠自此始。后经苏祜、苏杲传至苏序。

    苏序小时候不爱读书,晚年转而读书,还写了不少诗,膝下有三子,为长子苏澹,次子苏涣和幼子苏洵,苏澹和苏涣皆以文学举进士。所以,苏轼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这是不争的事实。

    苏轼的童年和少年在四川眉山度过,那是一段悠游快乐的时光。

    宋代的眉山是眉州府所在地,人口过万,城不大,但是有味道。这个味道,一方面飘散于街巷锅灶之间浓油赤酱火爆麻辣的川菜,一方面来自于根基深厚底蕴不俗的书香。当时有云:穿城三里三,绕城九里九,三分住户七分田,眉山被源源不断的岷江水滋润着,土壤肥沃,百姓富足。

    雄厚的经济基础,使眉山这座诗书古城成为当时全国雕版印刷书籍的三大中心。建于唐之开元,毁于五代前蜀,重建于宋的孙氏书楼,是当时藏书最多,历史最悠久的私家图书馆,两宋年间,眉山出了900多名进士。在这样一座书城籍海中畅游,苏轼可谓如鱼得水。

    苏轼八岁到十岁的时候,父亲苏洵出门游学,母亲程氏承担了苏轼苏辙兄弟俩的教学任务。程氏乃大理寺丞文应之女,喜读书,识大义。与程氏娘家的富贵相比,苏家家贫,但是,对于小苏轼来说,母亲的陪伴和教育是温暖的,家乡的月亮也是最圆的。

    一晃,苏轼已是年近半百,此时此刻,与故乡远隔千里的湖北黄州,却是“缺月挂疏桐”。

    苏轼的诗词中,曾经很多次出现过“月亮”。

    此生此月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明月未出群山高,瑞光千丈生白毫。

    新月如佳人,出海初弄色。

    ……

    仔细看,苏轼笔下,多“明月”、“满月”、“新月”,少见“缺月”。

    虽然,早在贬谪黄州之前所作《水调歌头》中,苏轼就已经达观的认识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是,毕竟,他当时尚在山东密州太守任上,虽然离开了京城,不在权利中心,倒也非偏远之地,他的心底还是有暖色,有希望的。所以,他才能面对中秋之月,欢饮大醉,虽然想念远方的弟弟苏辙,却也能自我排遣,潇洒一笑。

    仅仅几年之隔,那如银盘样的满月,便已破碎,成了“缺月”。

    不够、不圆,曰缺;

    该到而未到,曰缺;

    应满而虚空,曰缺;

    玉缺为“玦”,器缺为“缺”,都有破损之意。所谓斧破斨缺,断珪缺璧,书缺有间,哪一种不是深怀遗憾,哪一种不是人力无奈?

    月在九天,缺了的,不过是宇宙之间一缕光辉;月在人心,缺了的,便是那一颗赤子之心啊!苏轼是在儒家经典的熏陶下成长成熟的,报国忠君之心,是他和历代文人刻骨的追求。

    当他年少,也许,这些理想和抱负不过是书斋之中的朗朗书声,当他离开西蜀,远赴京城一举成名,他剑眉飞扬,唯觉世事可爱,施展才华实现愿景指日可待。

    宦海浮沉二十载,当苏轼从人头攒动你云我云的官场上黯然离开时,他头顶上的光环已然退去,他终于知道,月缺月圆,其实不在自然,全在人为。

    头顶上的月亮是圆是缺,不是看天气是阴是晴,而得看官家是喜是忧,官家想让你的月亮是圆的,你就永远看不到月缺,官家想让你看到缺月,那么,你就永远不要妄想月圆。

    太过圆满的物事总是隐含着某种危险,这是中国人的哲学,所以,才有了“水满则溢,月满则亏”的说法,但是,在民间百姓的心目中,月圆总是比月缺更让人欣慰,这也间接解释了为什么八月十五月圆之夜会被中国人当作团圆夜。

    苏轼是诗人,诗人对月亮更有多于常人的想象,如同他在丙辰中秋举头望月兼怀子由一样,佛寺静谧,月悬中天,他不能不心潮澎湃,浮想联翩。

    北宋古刹定慧院,在黄州府东南,其茂林修竹园池风景曲径通幽,近旁小山更有海棠一株,花繁叶茂,甚得苏轼之心。若是自家园林,真好去处也,可惜,对于寓居在此的苏轼来说,他人屋檐,越是美丽,越是凄凉。如此,缺月孤悬,仿佛明了他此时心境,他又何尝不知道缺月的心思?

    缺月也就罢了,何况“疏桐”。

    雨声乾、桐疏枫冷(宋·李昴英·《水龙吟》)

    晓来寒露滴疏桐(宋·无名氏·《一丛花》)

    正抱疏桐叶半黄(宋·王安石·《葛溪驿》)

    帘外桐疏见露蝉(宋·陆游·《小酌》)

    随夜鹊、绕疏桐(宋·周密·《南楼令·唐多令》)

    疏桐凋晚日(宋·宋庠·《初憩河阳郡斋三首》)

    ……

    凡有“疏桐”,必见优思,这几乎是中国诗词意象的定例了。

    桐本寻常,一个“疏”字,俗物便成了雅事。

    缺月与疏桐,一个“挂”字衔接,便成一幅小品,清冷简淡,寂寞孤绝。

    其背景淡到无边,其颜面淡到无色,其线条淡到无痕,无边无色无痕,终于无声无息无奈。

    这时候的苏轼,应该是在仰望。也许,又是一餐素斋冷羹之后,他独自踟蹰在禅院深处。

    青灯古佛,木鱼老僧,这全然不同于往昔光景的人事,恍若隔世,苏轼的目光,唯在仰望明月之时,才能找到一点点远去的痕迹。

    缺月挂疏桐,那一弯银钩,勾起的,不光是思乡的愁绪吧,否则,他又怎会在“漏断人初静”的时刻,在本该卧于榻上的时刻,仍然夜不能寐,流连户外?

    更漏更漏,更以人敲梆为记,漏以水滴漏壶为记。敲更人不见,滴水枯漏壶,这是极言夜之深啊,俗世红尘间喧嚣都已封门闭户,遑论佛寺。

    古刹本老,人寡言少,白日也是门庭稀落,鸟声更比人声稠,何况深夜。

    就在这刻骨的寒凉凄清里,“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如我这般魂魄一样飘荡在竹林月影下的,恐怕在同类中绝难找出共行者吧?除了那悠悠荡荡无枝可栖的孤鸿,又有谁能与我共舞呢?

    幽人是谁?幽人是我,幽人是他,幽人是那所有为世所不容的魂灵。

    孤鸿何在?孤鸿无影,孤鸿无形。孤鸿有性,孤鸿有灵,它似在非在,似我非我,它是那所有无所依傍的形单影只。

    孤鸿本已情深,而况飘渺?那隐隐约约,茫茫不可捉摸的,空旷高远的,鸿耶?人耶?是耶?非耶?

    没有人回答苏轼,甚至月下的影子,那追随自己颠沛流离的另一个自己,此刻,也因为月光太过微弱而变得模糊不清。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原来,所有的长路,都得独自走过,所有的荣辱,都得独自穿越。高朋也曾满座,门庭也曾若市,到头来,不过是云烟一场,繁华散尽。

    忠实的,只有自己。

    恨?恨什么呢?未及加冠,名噪京华;三年京察,百年第一。这一时期的苏轼眼中,世界一片平和。什么时候,朝野之上开始风雨飘零?

    在这混沌的夜里,苏轼在回想,在追问。想亦无处想,问亦无人问。

    看那飘渺孤鸿,绕树三匝,拣尽寒枝不肯栖,难怪,苏轼与它,殊为亲切。

    别人都在攀附,都在大树上筑巢,都在枝干上垒窝,左顾右盼,挑挑拣拣,一旦抱团,欢天喜地一团和气。

    唯独你,哪棵树都不入你的眼,哪片叶都不美,你不站队,不群居,偏偏要自说自话自成山河,你不做孤鸿都难。

    还好,还有一片沙洲,尽管寂寞,尽管清冷,却是我的天地,我的桃源。

    与苏轼和解的,不是这个世界,世界没有变。与苏轼和解的,还是他自己。

    少年时的春风得意马蹄疾,青年时的直挂云帆济沧海,都敌不过此刻的寂寞沙洲冷。

    寂寞是真相,冷是真相,其他,都是虚妄。

    苏轼先祖苏味道,少年有才,二十岁便进士及第,官至宰辅,两度跻身相位。比他的文才更加出名的,是他在官场上的圆滑洞明,武后当政时,他明哲保身,处事模棱两可,时有"苏模棱"之称。

    基因这个东西也是有趣,苏轼继承了先祖的才华,在政治上却与苏味道的烂熟大相径庭。

    苏轼的处世哲学中,非黑即白,不存在渐变色,没有模糊地带,这是为官者的大忌,所以,他的知己朝云笑说他装了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卜算子》,又名《百尺楼》《眉峰碧》《楚天遥》等,相传是借用唐代诗人骆宾王的绰号,因骆宾王写诗好用数字取名,人称“卜算子”。医不自医,卜不自卜,没有人能预知未来,即便明日之事,我们都无从把握,何况那遥远的将来。

    苏轼填词,字字寻常,句句锥心,已然到了清净无尘的境界,任多少词家自叹不如。

    他能将一方方汉字布排的行云流水,自身却是生涯类转蓬,一步一艰难。

    四年后,苏轼离开黄州,再度浮沉。

    不远处,惠州儋州正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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