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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水地区的三年困难时期与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9-11-26 21:11:39

    究竟有没有“三年自然灾害”

    1959-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关于这一历史时期,1978年前一直错误地完全归咎于自然灾害,但近年来,国内外又发表一系列文章,如金辉的《风调雨顺的三年》、王维洛的《天问》等,认为这三年是“风调雨顺”,根本没有全国性的自然灾害,“人祸”即决策错误是唯一的原因。陈东林在《当代中国研究》最新一期发表文章,根据对这三年灾情、受灾面积等资料图表的分析,证实这三年我国确实发生了持续的严重自然灾害,但主要集中在产粮区的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等,因而对粮食声产影响十分大;1960年,我国的灾害主要是北方持续的干旱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台风洪水灾害;1961年主要是前期的旱灾和后期的水灾,而当时,我国生产力水平还十分低下,对于低于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同时,文章分析了各种决策错误带来的不同影响,重点把粮食作为决定国家经济兴衰的生命线和因果关系链的比较,用计量方法决定当时农村因灾减产、因决策错误减产、因高征购而减少粮食存量之间的比例状况。文章认为:从农业减产因素看,自然灾害略大于决策错误;从农村一个时期的集中缺粮因素看,决策错误影响远大于自然灾害,可以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作者摘自2003年《党史信息报》

     

    历史悲剧绝不能重演

     

    笔者虽进入不惑之年的门槛,然而对那当年荒唐喧嚣的“脚踏地球手托天,赶英超美乃实现”的浮夸风体味不深,或许没有体味,从大人嘴里得知的,简直是一段传奇故事,使人还难以相信那段历史的悲剧。

    今年,天水市党史办抽借笔者要完成一项《天水地区的三年困难时期与工作失误的专题撰稿,打开那段一本本历史卷宗,人的心在颤抖,一次次潸然泪下。

    “青山依旧载,几度夕阳红”。历史,常常不堪回首,又常常难以苛求,在人类历史上,人们往往能比较容易地认识以往事务,看清已成为历史的现象,当“当代”成为过去,“现实”成为历史时,人们才终于从历史的眼光认清潜藏在“当代”中的危机和弊病。凡是从那段历史走过来的人都会知道:蜂拥而上,土法上马、大炼钢铁,杀鸡取卵式的砸锅砸火炉,直至“灶无锅,门无鼻”。满山遍野是人,满山遍沟是炉,白天山河一片人,黑夜山河一片明“。接着便是争放粮食高产“卫星”,撒谎撒得理直气壮,排山倒海,气吞山河。人人都知道在说谎,但人人都装最相信说谎,什么“天水市甘肃的小江南,粮食已具备了越江过岭的条件。”小麦亩产要达到千斤,甚至超过五千斤,水稻已达到万斤。树立“千斤县”、“万斤县”、“红旗县”。“大旱大丰收,无雨大增产”。“不靠天,不靠雨,靠人靠自己,人定能胜天。”某县别出心裁地将麻袋下面装上麦衣,上面装上少量麦子,吹嘘“大旱大丰收,粮食满囤”,欺骗上级检查。某县还将几亩地的洋芋堆放在一起,平铺厚度,吹嘘亩产已达16万斤,召开现场会,要求“取经”。某县吹嘘棉花亩产过百万斤。某公社海编报“米丘林”成果,白杨树上结出了梨子的奇闻。天文数字的吹牛皮带来巨大数额高征购指标。高征购完不成就强令反满产查“黑粮”,“见粮就入,五粮就斗”“思想上有粮就有粮”。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深挖藏粮密窖,农田路口设卡,沿路堵截,拦路搜身,跟踪踩点,夜半突袭查粮,深夜守候蹲点,注视农户烟囱冒烟。再接着便是挨饿,浮肿,人口外流。情景凄惨,目不忍睹。

    “造成这一大灾难,天灾是原因之一,但主要是人祸。”惨痛的教训,使我党不得不总结经验,进行深刻的反思,证实现实,全面认识大跃进以来实际工作和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勇于纠错,敢于拨航”。这正是我党的可贵之处,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谅解。

    俱往矣,当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人们思想的同时,人们怎么也不希望历史的那幕悲剧再也不会重演,也许一去不复返,但愿真的一去不复返。

    任何襟怀坦荡的人都已那段历史深刻自省,那才是无限新生的开始。

     

                                   {作者心语}

     

     

    天水地区的三年困难时期与

    工作失误

     

     

    1 9 5 9 年至1 9 6 1 年,人们习惯称谓:“三年经济非常困难时期”,造成“困难时期”的原因,有主、客观两个方面。从客观上讲,三年的自然灾害,加上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照会中国政府即要归还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购买苏联武器装备所欠下的3 5 0 亿元的债务;主观方面是由于工作中的严重失误,使国家遭到了重大损失,使人民群众遭受了一场大灾难。

    甘肃,是全国的重灾区。“造成甘肃这一场大灾难,天灾是原因之一,但主要是人祸,是张仲良同志的严重错误所造成的恶果”。

    “问题的严重在什么地方?1 9 5 8 年以后粮食产量急剧下降,征购任务过重,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坏。反满产、反偷盗,一年比一年残酷,群众口粮大部分落空,很多地区是‘吃的瞒产粮,负了瞒产债’。农村人民饥饿死亡的现象从1 9 5 8 年就发生了,一年比一年严重,今年(指1 9 6 0 年)比任何一年都严重。一些重灾区生产停顿,社会秩序紊乱,死亡现象停止不下来,情景凄惨,惨不忍睹。”(1 9 6 0 1 2 2 9 日《甘肃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关于进一步贯彻西北局会议精神的决定》甘发0 0 7 号文件)使甘肃人民饥饿死亡了一百多万。

    天水,是全省的重灾之重。当时,天水地区与武都地区合并,有8 1 2 8 个公社3 2 4 7 个生产队(天水市、武山、西礼、徽成县、清水、秦安、武都、文县),全区大约有3 0 0 多万人口。天水地委在错误路线的指导下,给天水人民也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出现了大量的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现象,直至“西兰”会议的召开,形势才有了初步好转。

    一、三年自然灾害的基本概况

    1 9 6 0 3 1 日天水地委下发的天发〔6 0 0 8 0 号文件“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省委关于开展防旱抗旱运动的紧急指示报告”中指出,当前最严重的任务是教育全党全民开展抗旱斗争。旱象是坏事,但对我们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从去冬到现在,今年我区雨雪更是极少,秦岭北部降水1 8 . 3 公厘,比1 9 5 9 年同期少降2 5 . 2 公厘,减少5 7 . 9 % ,南部降水3 . 1 公厘,比1 9 5 9 年同期少降1 7 . 6 公厘,减少六倍。据南河川和碧口流量记载,渭河所  1 5   年内  2   月份平均流量为9 . 3 m  3 / 秒,现在只有6 . 5 m  3 / 秒。嘉陵江近八年来2 月份平均流量1 2 0 m  3  / 秒,现在只有7 7 . 4 m  3 / 秒,比流量最小的1 9 4 2 年减少1 7 . 2 %

    同年6 月份,省委批转天水地委“关于开展以防旱抗旱为中心的春季生产运动”的指示中说:“天水地区近三年雨雪极少,今年初春又是旱象严重,这是春季生产的严重威胁。据天水气象台记载:去冬(1 9 5 9 1 1 月至1 9 6 0 1 月)降水1 6 公厘,比近1 1 年来最旱的1 9 5 7 年冬少降1 . 7 公厘。特别是渭南地区,去冬仅降水1 8 . 4 公厘,比1 9 5 8 年冬少降1 5 . 6 公厘。由于降雨量极少地墒普遍不足。根据有关部门预测,今年2 月至6 月降水量为1 9 1 . 5 公厘,比去年同期少3 0 % ,比1 9 5 7 年同期少5 0 % ,正因为降水少,气温相对回升,蒸发量加大,旱象可能还会有所发展”。

    1 9 6 0 1 2 2 3 日,“西兰会”准备在兰州召开的同时,天水地委向省委上报“关于我区1 9 6 0 年农业税灾款问题请示报告”中说:“今年灾情比往年任何一年都严重,由于8 个多月未落雨,使大部分地区的各种作物程度不同的减产了, 给生产、生活带来了一些困难。据统计, 全区有1 1 4 个公社的3 2 4 7 个生产队遭受旱灾, 受灾面积达4 . 5 3 92 4 6 亩,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3 7 . 4 5 % , 其中粮食作物受灾严重, 受灾面积达4 3 8 . 9 6 1 , (夏田2 . 3 3 0 8 3 1 亩,秋田2 . 0 5 9 0 7 0 亩),占粮食播种面积的4 2 . 3 % ,油料受灾1 2 5 . 2 6 4 亩,棉花8 2 5 亩。从受灾程度看,三成以下的1 1 0 . 9 万亩,三成以上不满五成的1 2 6 . 7 万亩,五成以上的有2 1 6 2 万亩,全无收获的达7 4 . 6 万亩。从受灾的地区看:武山、西礼、秦安、清水受灾严重,其中以秦安、武山受灾面积最大,特别是武山达1 4 7 . 6 万亩,占播种面积的6 7 . 3 % ,西礼受灾程度最重,在受灾面积的8 5 万亩中,减产在五成以上的达5 9 . 3 亩,占受灾面积的7 0 %。由于受灾给交纳农业税造成很大困难,经调查全区受灾面积4 . 2 2 7 . 9 2 4 亩,应减免农业税3 3 . 9 3 7 . 0 7 9 斤,占农业税任务数的2 9 . 9 %

    二、“左”的错误路线的形成与发展

    1 9 5 8 年提出的“大跃进”,标志着我党力图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历史证明,这个努力不仅没有成功,反而由于工作失误形成了严重的后果和影响。       

       (一)高指标兴起浮夸风

    21 9 5 8 5 月,在全国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发生了自然灾害,北方的旱灾、病虫害、霜冻,南方的雹灾、水灾等。此时,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中央在强调,宣传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是“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这忽视了在自然灾害面前的实际,也忽视了客观经济发展的规律,夸大主观意志。农业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五年、三年以至一、二年达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工业提出“以钢为纲”,要求七年、五年以至三年内提前实现原定的十五年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目标。

    中央急于求成的思想,在全国各地就兴起了“超英赶美”的高指标,瞎指挥,盲目蛮干的一阵浮夸风。甘肃,在当时更是只讲有利条件,不讲不利条件,只讲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不讲必要的物质基础。“张仲良同志自己搞出一些脱离实际的大计划、高指标、大工程,用‘鞭子政策’强迫干部和群众去干,有极端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个人荣誉高于一切,虚报成绩,夸耀自己,邀功请赏”。“张仲良同志为了维护个人的虚荣,不顾人民的死活,甚至见死不救,造成年年死人,遍及全省的大惨案”。(1 9 6 1 年甘肃省委文件“关于常委扩大会议揭发张仲良同志所犯错误事实的报告”)

    1 9 5 8 年就开始发生了旱象,而张仲良同志在1 9 5 9 1 0 月庆国庆十周年大会上讲的《十年战斗,十年巨变》中却说:“一向缺粮的甘肃省,由1 9 5 5 年起变为余粮省,1 9 5 8 年粮食总产量达1 2 0 亿万斤,今年又是一个跃进年,仅冬小麦总产就比去年增长了2 0 % ,十年时间,粮食增加这么多,是历史上空前的”。

    甘肃省的粮食真的有这么多吗?据资料反映:“西兰”会议后,省委有个主要领导成员谈:大跃进中很多事情我们头脑发热了,总想把基本建设搞得多、快、大一些,敢想敢做多了,科学分析少了,最突出的是农业上的‘高指标,放卫星’的浮夸风。1 9 5 8 年省委在临夏召开的粮食会议上,总产量定了1 8 5 亿斤,后来多数同志不同意提出压到1 2 0 亿斤,(但实际连7 0 亿或8 0 亿都不够),张仲良同志在会上大发脾气,横眉竖眼,提出全省产量应该有2 2 0 亿斤,1 2 0 亿是最低数字,要求各地区下去完成,后来就年年加码,1 9 5 9 年总产量定为1 3 3 亿斤。所以,下面干部就吹牛说大话,虚报作假,违法乱纪大搞一通。

    当时,天水地委在粮食问题上,对各县超乎寻常的大幅度增产明知有假,反而大加支持,粮食基数层层加码,致使天水地区的粮食十分紧张。1 9 5 8 年全区粮食还不到1 0 亿斤,估产1 5 亿,上报1 8 亿,1 9 5 9 年估产1 8 亿,上报2 9 亿,实际连8 亿都不到,1 9 60 年自然灾害达到相当严重的时候,也估产1 4 . 8 亿。

    1 9 5 8 年省委先后在临夏、庆阳召开粮食会议和“亩产千斤”现场会,张仲良曾在会上说:天水是产粮区,是甘肃的“小江南”,小麦亩产要达到千斤,川区水稻要达到万斤。省委委员,农村工作部部长张仲良也说:“天水已具备了越江过岭的条件”。同年6 月,天水地委召开小麦现场评比会,将参加会的县委书记列为等级,报的产量高的为上等,坐主席台,抽好烟,大会表扬授锦旗,产量低的为中、下等,受有右倾思想的大会批判。会上,树立了武山“红旗县”,文县“千斤县”。散会后逼的各县都编造数字,小麦亩产大都过了千斤或接近千斤。武山某公社虚报亩产已近3 千斤,甘谷某公社报了亩产4 0 0 斤,过不了“关”,一下报到了1 2 0 0 斤。文县中寨公社调大批劳力修丹岭渠,渠还没有修成,就向地委汇报亩产已达5 0 0 0 斤,并排练成《丹岭渠》的戏演宣传。西礼县还别出心裁的将部分农民的麻袋底下装上麦衣,上面装上少量的麦子,欺骗地委负责人检查,吹嘘“大旱大丰收,粮食满囤”。并将几亩地的洋芋堆放在一起,平铺厚度,吹嘘亩产已达1 6 万斤,地委还召开现场会议,要求“取经”。徽县吹嘘棉花年产过百万斤,但实际连几万斤也没到。天水市某公社还编报了“米丘林”成果,白杨树上结出了梨子的奇闻。当时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定胜天”,“大旱大丰收,无雨大增产”,“不靠天,不靠雨,靠人,靠自己”。

    1 9 5 9 2 2 6 日,全国水土保持试验研究现场会议在天水召开,在此之前,地委召开电话会议,指令各公社将穿破烂衣服的群众赶入偏僻山区或统一“圈”起来,管紧管严,不准与参加会议的全国代表见面,更不允许向代表反映问题,哪个公社管理不好就追究谁的责任,并将中梁、马跑泉、甘泉等沿线路旁的长的不好的庄稼拔掉。1 9 6 0 2 6 日,全国水能综合利用现场会在天水召开,北方十省1 0 0 多名代表临到天水前,将沿途的“乞丐”提前赶走,将西礼县红河水库周围的一些“乞丐”全赶在山头看管,吃“瓜菜代”,挑选了一些穿的好的叫来给馒头吃,并安排一些“群众”向代表反映由于水利发挥作用农业大丰收,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1 9 6 0 年初,由于自然灾害和“左”的错误,本来连人都无粮可食,地委还号召要开展“一母十子百孙”运动,大搞养猪事业,推广“双重配、热胎配,人工授精”等经验,吹嘘由于农业的大增产,带动了大牲畜、生猪、家禽的大发展。同年3 月,在徽成县召开生猪现场会议,会上各县虚报生猪饲养数字,徽成县编造人均已达一口猪,大讲“猪多、肥多、粮多”,使亩产小麦超过千斤的经验。地委便在大会上进行锦旗奖励,并在供销社牵来几头生猪,现场披红挂彩,鸣放鞭炮。  

      (二)浮夸风形成的恶果

    “高指标带头高估产,高估产兴起浮夸风,浮夸风形成高征购,高征购造成大灾难”。高征购,就是多数量地向农民征购粮食,并提出“超产再超产,超购再超购”。没那么多粮食就反瞒产,反偷盗,群众吃空数字,挖空粮,挨饿。1 9 5 8 3 月,张仲良同志在张掖“四干会”上查出“黑粮”5 亿3 千多万斤的所谓“经验”,全省各地也就开始反瞒产查“黑粮”,实行“见粮就入,无粮就斗”的办法,提出“思想上有粮就有粮,思想上没粮就没粮”的政治口号。1 9 5 9 年正当群众生活处在困难时候,全省已发生外流、浮肿、死亡的现象,甚至一些地方问题特别严重,当时省委书记张仲良同志去中央开会,临时主持全省工作的省委副书记张仲良同志向中央写了一份《甘肃省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甘肃的粮食不可能达到原上报中央所定的2 7 0 亿斤,就连去年1 2 0 亿斤的数字也是可能数没完成,今年粮食计划总产量也暂定为1 2 0 亿斤,并参照去年经验,征购总数拟定为2 4 亿斤,比中央下达应减少2 亿5 千万斤,按照1 9 5 8 年数字上调4 亿2 千万斤。农村缺粮造成浮肿、外流、死亡的问题,我们立即采取措施,扭转死人的事,此外,我们派出专人到陕西等省去组织外流人口回乡生产……请求中央批准”。省委书记张仲良同志开会回来发现张仲良同志给中央的一封信后,大发雷霆,并带记者到武威县把一篇掩盖真情、粉饰太平的《农村一瞥》以他个人的名义作为指导农村工作方向性的文件,批发给全省公社以上的干部执行。同年9 1 1 日,给中央写信以《甘肃省关于粮食工作问题给中央和主席的报告》中说:“全省夏田普遍丰收,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收割完毕,夏粮总产量初步估算约为5 4 . 2 亿斤,比去年夏粮核实产量4 8 . 3 亿斤增长2 0 % ,秋田长势丰收在望。夏粮征购进展迅速。截止9 8 日,已完成7 . 5 亿斤,公、购粮入库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一倍以上,现在各地正在抓紧这个大好时机,乘胜突击,一鼓作气,争取于9 月底全部完成夏粮征购任务。我省粮食问题是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霍维德等人抓住粮食问题攻击省委。庐山会议期间霍在家主持工作,他以省委名义于7 1 5 日发出的《关于粮食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和给国务院‘关于甘肃省春荒情况的报告’》有意夸大逃荒、浮肿病和死人数字,本来粮食问题已经解决,情况愈来愈好,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抓住粮食问题反对‘三面红旗’,这一阴谋已彻底暴露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粮食问题的居心何在,粮食问题真相大白。

    天水地委为了效仿省委书记张仲良的作法,也大肆吹嘘天水的粮食大丰收,为完成省上下达的一千万斤的“黑粮”指标,多次召开电话会议,强令各县开展大张旗鼓的“反瞒产”运动。没粮,就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深挖藏粮密窖,并在农田路口设卡,沿路堵截,拦路搜身,对藏粮户,跟踪踩点,夜半突袭查粮。并组织积极分子在夜深守候蹲点,注视农户烟筒冒烟。天水市三阳公社查出一藏粮者被戴高帽游庄批斗。1 9 5 9 年秋,天水公社天水生产大队百名女社员在“社场”(农民集体打碾粮食之处)剥苞谷皮,辫苞谷串,搭架上架等劳动,十多名饥饿难忍的女社员因偷吃生苞谷粒,被公社干部和积极分子发现,强行从嘴里掏出后,拳打脚踢,脖子上挂上苞谷棒当场让众人往脸上吐唾味批斗。武都县阳坝公社干部在三河村为搜粮一天打了6 名社员,武山县礼辛公社安远乡在农民朱××家翻箱倒柜没查出“黑粮”竟连枕头也拆了,西礼县盐官公社共查出“黑粮”5 5 . 2 万多斤。清水县白驼公社南湾生产队1 3 3 4 8 0 人在查“黑粮”中实行“车轮战”斗争捆打6 0 人,1 3 人被逼割脖,上吊自杀,7 8 人吓跑外流。西礼县在“反瞒产”中违法乱纪很突出,对社员吊、打、捆等打死、逼死人命案十多起(‘西兰’会议后依法处理了),县委书记张仲良在常委扩大会议上亲自动手打人,并说:“运动不是和风细雨,反瞒产运动本身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县委书记的“表率”,使各公社的干部也就仿效。郑坝公社在小水河生产队查粮,因该队支部书记查粮不积极被打跑,又将支部书记母亲采取“赶毡、打秋千、打椿”等摧残,致使该支书的母亲几天后因折磨和恐吓而身亡,该村的干部全部被吓跑,公社又从外村“调兵遣将”斗争群众,县委书记骂群众说:“你们藏粮的人也不是好东西,我们的干部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只要弄出粮食就是好干部,方法不对,方向是对的”。徽成县高桥公社崔坝生产队将一些公共食堂的粮食当“余粮”上交,1 9 5 9 年闹春荒,群众没有办法只得将拌有“六六粉”农药的籽种磨了吃了一顿稀撒饭,使5 3 人中毒,一个小孩中毒而死。文县中寨公社党委副书记得知县委书记带人要来查“余粮”,选定桑园生产队为典型“余粮队”,事前召开了“粮食兑现现场会”,要求参加会的2 0 多名各社队干部表态怎样欢迎县委书记的到来,结果将仅存的1 7 0 0 0 斤口粮籽种要上报“余粮”。县委书记带人检查后,让全县学桑园,造成全县干部和积极分子翻箱倒柜、动手打人,查“黑粮”,搜不出就硬行摊派,让农民自己想办法解决,有个孤老汉摊了3 0 0 斤“余粮”,三天没交出逼而逃往陕西。1 9 5 9 年,武都县的粮食征购任务开始是二千万斤,后来增加到三千万斤、三千六百万斤、四千万斤、直到五千万斤。不到一年层层加码,没粮就反瞒产、反右倾,整干部、群众,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因交不出“余粮”而外流到陕西、四川等省。

    “反瞒产”、“查黑粮”的交征购过了头,致使群众断顿、挨饿,大量的人口外流,一些严重的地方使农民不得不吃树皮、野草、糠衣子、酒糟、荞花、苞谷芯等,有的村庄连树皮都剥光了,残垣断壁,荒草满院,鸡犬无鸣吠,一派凄惨。吃了树皮,苞谷芯等物的农民,拉不出大便,便用手抠,用细棍桶,痛苦万状。面对挨饿外流人员,西礼县大桥公社书记却给县委、地委的汇报材料中写道:“外流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能用粮食问题解决,流的大都是地、富、反、坏、土匪特务,冒尖人,对社会主义不满,逃避现实斗争和没改造好的老上中农,还有不爱劳动的懒汉、二流子”。该公社还上报说:西礼县与陕西人有结亲的习惯,西礼人外流是农民的习惯,与粮食无关。如周家沟生产队有人口1 1 3 人,外流7 2 人,占6 2 % ……。县委书记张仲良却批转各公社“该斗的斗,该办的办”,还强调“不这样做我们的落后面貌难以改变”。

    正是基于这样的极“左”作法,大量的人口浮肿饿死。据有资料可查的:清水县有3 7 万人到1 9 5 9 年底只有2 7 万人,有1 0 万人就不见了,其中饿死3 . 7 万人,其余外流了。白驼公社南湾生产队1 3 3 4 8 0 人,到1 9 5 9 年底死亡1 0 8 人,外流7 8 人。2 5 户死绝,有8 户原有7 8 人,死亡3 9 人,1 9 人外流。西礼县1 9 6 0 年统计饿死4 万人,有浮肿病2 5 3 0 6 人,1 9 6 1 年初未抢救活的1 6 4 人。如罗坝公社七星沟小队共1 1 6 1 人,饿死4 4 人,占7 2 . 1 % ,全村只剩1 7 人,还是浮肿病人。徽成县仅1 9 6 0 1 2 2 4 日至1 9 6 1 3 8 日统计:全县不到四个月时间,一下就死了7 4 4 人,浮肿病人1 6 2 7 人,滩子队5 8 2 6 8 人就因浮肿病死4 3 人,占1 5 % 。文县饿死近6 万人,武都饿死1 . 2 万多人。

    全区死亡人员究竟有多少?据1 9 6 1 年元月6 日陈平代表天水地委检查材料中讲:全区现有2 4 0 万人还处在饥寒交迫的境地,有十岁以下的孤儿八千多名,有1 9 . 3 万人是浮肿病人还挣扎在死亡线上。从去年元月至今年6 月全区饿死十万人以上,甚至十五万人以上。西兰会议后,至今有人还心有余悸,将死人数字没如数报上来。据我所了解:如武山饿死五、六万人,只报来一万。西礼县中坝公社仅1 9 6 0 年就饿死2 3 7 2 人,只报了5 2 0 人,少报的原因主要怕丢掉地、县表彰的‘红旗社’的帽子。秦安县叶堡公社1 9 6 0 1 2 月初至1 9 6 1 年元月2 9 日,仅一月多时间实际死人8 6 人,但只报了1 5 人,莲花公社1 9 6 0 1 2 月截止1 9 6 1 年元月2 4 日就死亡2 2 7 人,只报了5 7 人,少报1 7 0 人。清水白驼公社有浮肿病4 . 3 万多人,只报了4 0 0 人,大阳公社在反瞒产中有逼死人命的事也未报。全区仅去年1 2 2 7 日至今年元月不到一月时间就有1 5 7 0 人因浮肿死亡,死人的事还没停止下来,还在继续,控制人口死亡是当前极为重要的问题,但有些人还有说假话、吹牛,骗组织。

    陈平讲的全区饿死十万甚至十五万以上,但另有资料表明:全区疾病(浮肿病)死亡的有3 6 5 0 9 9 人。(实际数字还有待于再考查)

      (三)粮食问题的反右扩大化

    “农村社员群众,明明饿肚子,也说吃得饱,不敢说吃不饱,明明饿死了人,说是病死的,不敢说是饿死的”。(1 9 6 1 年甘肃省委“关于常委扩大会议揭发张仲良同志所犯错误的报告”)大量的人员外流、死亡,到1 9 6 0 年发生问题的面更广,情况更严重,对反映粮食问题真实情况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用“痛打落水狗”的办法进行摧残,并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破坏粮食政策”、“阶级异己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帽子,有的干部压得不敢讲实话,有的干部不敢提“粮食”二字,有的干部“宁左勿右”,形成“左了是认识问题,右了是立场问题,右了是处分,左了是检讨,左比右好”。“我们在要求各县查‘黑粮’反隐瞒的粮食问题上只要高指标,高征购入库,要求完成任务的多、快,而没有全面考虑政策,没有考虑群众生活,没有考虑今后发展生产的籽种和饲料,形成恶性膨胀,造成了损失”。(摘陈平在6 1 年地委会议上的检讨)在粮食问题上,但也有不少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所以被挨了整,反右倾扩大化了,造成很多冤案。省委在处理省委副书记霍维德同志时套了中央处理彭德怀的框框。1 9 5 8 1 1 月,天水的徽县已发生了饿死人的问题,省卫生厅的同志在徽县下乡时发现此情况,向省委写材料反映因缺粮而引起浮肿病导致死亡。省委书记张仲良发了脾气,责备卫生厅“为什么对浮肿病那么感兴趣”?“统计那些数字有什么用”?要卫生厅作检讨,还将一些反映问题的主要同志说是“破坏粮食政策”、“别有用心”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打了下去。1 9 5 9 年省粮食厅副厅长刘文山同志在天水的西礼县、徽成县对粮食问题作了调查,在调查报告中说:“天水的粮食问题是相当严重的,省委应立即组织力量抢救人命”。省委组织人员批斗刘文山同志有“右倾思想”,“替阶级敌人说话”。并在省委党的刊物上发表严厉评论:“粮食问题实质不是粮食问题,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的问题”。1 9 5 9 6 月,正当群众生活发生困难,一些地方的群众因饥饿而外流,死亡现象急剧增加,天水最为突出,省委书记张仲良批转了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张仲良关于临洮县的粮食调查报告:“按一个生产队搞出二万斤粮食(黑粮)计划,全县至少可以搞出八百万斤,粮食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正是因为这样把粮食指标压下去,人民群众更加挨饿,有的同志不同意这样蛮干,天水地委提出:“先国后社,再社员,任务第一,必须完成,宁愿饿点也要完成”。完不成就发动大反右倾,反右倾斗争就越来越残酷,无情受到打击。地委对反对粮食问题的干部提出“六不怕”,即“不要怕多,不要怕乱,不要怕烂,不要怕没干部,不怕时间长,不怕影响生产”。西礼县委张萌、马俊明等同志,因在写材料中说了几句实话,被作为“反党言论”批斗、挨打,并看管“学习”,就连孩子有病也不准回家看一眼,致使马俊明孩子贻误治疗而死亡。该县在整社“反瞒产”中一星期就打伤生产队干部1 3 人。罗峪公社在讨论“粮食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会议上被斗争了1 3 人,挨了重打的9 人。为反映粮食问题,武山县(含甘谷)将全县上百名“思想不纯洁”的干部集中到草川劳教,折磨而死4 0 多人。曾参加过长征的干部董邦同志在农村工作时看到有的地方大量死人,甚至一个村子死光了,有的村子树皮剥的白刷刷,麦田无人锄,秋田无人种,生产停顿,而有的干部还在吹牛说大话,并说要当“喜鹊”,不当“乌鸦”,他向地委有关领导如实反映了情况,提出:“难道我们革命就革成这个样子”的疑问,就被打成“革命意志衰退”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批判,要打掉他的“暮气”,挨整了一月之多,并撤了职,参加“再论继续革命”的学习班。天水地委财贸部部长霍居恒同志反映了一些粮食问题的实际情况,被定性为:“恶毒攻击大跃进;反对大购大销政策;攻击党的粮食增产成绩;反对粮食统购政策”等,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撤销地委委员、财贸部长、省党代表,开除党籍,降级交群众批斗。秦安县陇城公社书记王丙元在社干会上说了一些实际情况,要求基层干部在征购中注意方法,群众没有粮食的可以减免,但要根据具体情况。被定为“攻击党的粮食政策”、“反对党的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党籍公职,下放劳动改造。同时,还制造了秦安以“宇文荣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大冤案,有2 9 人坐了牢,宇文荣差点被杀。天水地委还在天水市搞出了3 4 名反党分子,捕办了两个正、副公社书记。因粮食的问题,有的干部被批斗;有的下放农场劳动;有的送河西劳教场所改造;有的“双开”回家;有的实行“车轮战”、“炒豌豆”、“罚站”、轰、打、撞后致残或精神失常。

    据资料记载:1 9 5 9 年党内“反右倾、拔白旗”中共处理脱产干部1 9 8 人,农村不脱产2 0 7 5 人。1 9 5 9 年“反右倾、反瞒产”中共批判斗争处理了脱产干部9 0 1 8 人,占脱产干部总数2 6 3 5 8 人的3 4 . 2 % ,共定性处理了十类分子3 9 9 1 人,其中党员干部总数的2 7 . 6 %

    关于粮食高征购问题,天水专区1 9 5 9 年超额完成了高征购任务,购了群众的过头粮,在完成任务中采取了不适当的方法,哪里进度慢,就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帽子扣人,造成了严重违法乱纪的现象。一些县上的组织被打散了,骨干被打掉了,干部队伍打乱了。尤其在搜集干部的材料中就象搜粮那样,不是实事求是的,而是尽量扩大,问题越挖的严重越好,材料整理的越多越好,这究竟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讨取张仲良同志“左”的那一套的好评吗。(摘张效飞同志在1 9 6 1 年元月地委会议上的自我检查)

       (四)劳民伤财的大炼钢铁

    1 9 5 8 8 月以后,全国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动员了几千万人上山砍树,找矿炼铁,土法上马炼铁炼钢,要求钢产量要达到1 0 7 0 万吨的任务。于是,各行各业“全民大办”、“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高产放卫星”的大规模地盲目蛮干,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

    天水地委全面贯彻省委的电话会议精神,学习平凉在很短时间内炼出2 2 0 吨钢铁的“经验”,多次召开电话会议和“现场炼钢演示会”,同是全区各级干部分头召开誓师大会、现场会。小会讨论,大会动员,发动群众,大反右倾,大鼓干劲,组成检查评比团,奋战八、九月(指1 9 5 8 8 月—9 月份)。全区大规模地组织“钢铁战役”,在天水遍地开花。为炼钢铁,大批劳力被抽走。同时,大量从群众家里搜集钢铁,如铁锅、火炉、茶壶等,甚至连群众的门扣子拔了,锁子也拿走,学生的铜墨盒,群众家里墙上的钉子也拔走。炼钢队伍夜以继日,连续作战,土法上马,突击炼钢。全区不到二个月就建起5 8 0 0 多个小土高炉。炼钢也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严重泛滥开来,各地炼钢都吹牛虚报数字。徽县办起的小河铁厂提出要在四个多月炼出十万吨铁,结果连一万吨也没炼出。北道钢铁厂在省委“钢铁检查团”来临之前,将炼钢的矿石往釉子上一沾就算完成任务。各地小土高炉、小土焦炉大部分炼出的是“烧结铁”,只能当废品,根本不可能当材料使用。地委领导成员张××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讲:“数量完不成是政治问题,而质量完不成还可由”。

    1 9 5 9 年初,天水地委向省委电话汇报说:全区大炼钢铁运动,政治挂帅,思想先行,“插红旗、拔白旗、立标兵”、“大评比、大检查、组织战役”、“开展三超一比”的生产竞赛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出现了干劲一鼓再鼓,上游一争再争,生产一跃再跃的生动活泼的新局面。今年以来,只用两个月时间(1 9 5 9 年元月至2 月)生产铁1 1 4 4 7 . 7 7 吨,创造了“开门红”。1 9 5 9 8 月中旬,天水地委又向省委汇报:全区工业总产值达七百多万元,生铁日产量均为3 8 吨,到8 月下旬日产量达5 6 吨,增长4 7 . 3 % 。如果没有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的光辉照耀,在这样很短的时间里天水地区飞速发展的炼钢生产是根本不可能的。“大炼钢铁”的盲目蛮干,使天水地区其它工业部门特别是轻纺工业被挤占,人民日用品生产下降,生活用品库存大量减少,物质供应到处紧张,群众有怨气而敢怒不敢言,但省委书记张仲良同志在《十年战斗、十年巨变》中却说: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不是姑娘绣花,不是学生写字,其势如骤风暴雨,出现一些小的缺点错误,定难免的,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成绩总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只不过一个指头,在群众大规模运动中发生一个指头或不到一个指头的错误这是正常的现象”。正是这样的“骤风暴雨”造成了劳民伤财或不可弥补的极大浪费和严重损失。

    (五)“一平二调”的“共产风”

    1 9 5 8 年,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议以后,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将原来几百户合作社合并成几千户甚至上万户的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一社;所谓公,就是将合作社合并后,公社与公社之间平调,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劳力财产归公,实行严重的平均主义,这就是“一平二调”。

    “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其特点是:

    1 、大量财产归公

    在天水,有不少干部认为商品交换越少,越接近共产主义,甚至还提出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农村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以至家庭副业都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社员的自留地、车辆、房屋、家俱、家禽耕畜、果树、农产品及建筑材料等各种财物,甚至生产农具、生活用品等都被归公或平调及无偿占用。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县和县以上各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向公社平调;县和社向生产队平调;县、社和队向社员个人平调,生产队之间也平调。如:天水市天水公社在杨家湾生产队无偿牵走2 0 多头牛、1 0 6 只羊,全部归公。麦积公社从社员家中拉来2 0 辆架子车归公社“调用”。文县城关公社从铁楼生产队的社员家中拿来8 0 0 0 斤小麦,无偿给草坝生产队预交平调的公粮1 0 0 0 斤,其余由公社支配公用,该公社办农场无偿让群众腾出房屋1 5 间归公。徽成县要办县文池农场无偿从二朗、高桥等十三个公社的生产队中“平调”耕牛1 2 8 头,猪2 8 头,价值8 9 5 9 元,该县有2 1 个公社联办2 3 个农场、六个畜牧场,除“平调”占用生产队川地1 7 2 9 亩外,从各生产队社员中给农牧场“平调”耕牛2 4 1 头、马9 匹、羊5 3 2 只、猪3 3 9 头。该县的城关公社等五个公社之间平调,办农场,先在五个公社的生产队平调劳力、耕畜、抽调各生产队耕牛1 4 6 头、生猪5 9 头、羊3 3 0 只、鸡1 0 0 只、骡马2 6 匹。同时,还提出“一平二调三收款”,要求农民一律存款,并布置社队干部拦路搜身。武山县礼辛公社安远乡干部从农民李××身上搜出7 元,王××身上搜出2 元,强行存了款。社队干部说:“快进入共产主义了,要钱还有何用?”

    一切财产归公,这些实际上是对农民的一种剥夺,使农民惊恐和不满,在大办食堂和人民公社建立以前,纷纷杀猪宰羊,砍树伐木,生产力破坏很大,给农业生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同时,给大办公共食堂留下了先天性的“供奶”不足。

    2 、大办公共食堂,由“放开肚皮”到“瓜菜代”挨饿。建立起的人民公社生活集体化,可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供给制。在天水,农民的口粮一律交公大办公共食堂,不允许在家做饭,吃饭不要钱,可放开肚皮吃饭,甚至有的地方提出“八包”、“十包”,宣布对社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连婚嫁所需费用都由公社供给,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天水地区由原来各个合作社建起了1 2 8 个人民公社(后合并为1 4 4 个)和3 2 4 7 个生产大队,办起了近万个公共食堂。由于没有长远打算和计划用粮,浪费较大,以及食堂管理不善等,加之大量的劳力“平调”,生产萧条,由1 9 5 8 年下半年办起的公共食堂到1 9 5 9 年夏,粮食形成“青黄不接”现象;由初期的“产开肚皮”到“吃不饱”;由“瓜菜代”到断顿,挨饿、外流、死亡。

    3 、大批劳动力“平调”,农村生产力失调

    建立起的人民公社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将劳动力按军队编制组成班、排、连、营,采取“大兵团”作战法,从事工农业生产。一是省委决定兴修引洮工程,天水的数十万强壮劳力被省上“平调”到引洮工地,完成省上的这个大计划工程;二是全区范围内再抽调劳力5 3 8 4 0 名,兴修5 8 座大、中型水库,还提出要在很短时间内集中兵力造成“3 万座塘、7 万眼水窖”的任务;三是有专、县、社分头集中了1 0 万人参加“大炼钢铁”运动;四是动员了全区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放弃农活,大打麻雀除“四害”的“人民战争”。由于以上主要因素,一切农活由妇女和老弱病残者承担,造成粮食生产急剧下降,形成缺粮、短粮的原因之一。    

    三、“左”的错误路线的纠正

    甘肃大量的人员死亡、外流、浮肿,尤其外流人员流落到陕西、四川等毗邻省份,反映强烈。1 9 5 9 7 月和1 9 6 0 年初,国务院曾派人调查、检查,但因张仲良同志的隐瞒、作假报告和极力掩盖,致使问题不能揭露。

    (一)“西兰”会议的喜讯和落实

    1 9 6 0 1 1 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指示信》规定了十二条政策,要求全党和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农村,纠正错误,落实政策,扭转“左”的形势。

    同年1 2 月初,中央已觉察到甘肃的问题严重,派人到甘肃检查工作。1 2 3 日至5 日,在兰州召开了西北局书记处会议(简称“西兰”会议)。会上,全面检查了甘肃的工作,认为甘肃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张仲良同志所犯的错误也是十分严重的,张仲良同志在会上作了自我剖析和检查,与会的代表作了揭发和批判。1 2 2 3 日至2 9 日,在西北局和中央工作组的直接主持下,又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又进一步检举揭发和批判张仲良同志所犯的严重错误,对当前全省工作特别是对安排好人民生活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和详细规定。同时,王林同志代表西北局传达了西北局对甘肃当前形势分析和十五种具体指示。出席会议的省、地两级73名干部在揭发张仲良同志“左”的错误时,很多同志义愤填膺,痛哭流涕。西北局负责同志和中共工作组的同志总结认为:从大量的事实来看,甘肃的问题要比“西兰”会议前设想的更加严重,张仲良的问题也比原来所了解得更加严重的多,当前主要任务是挽救甘肃人民的生命,挽救人的生命压倒一切,一切工作应该让路,在西北局和中央工作组的支持下,以省委的名义既发出了《关于安排人民生活的紧急指示》。1229日至次年元月3日省委先后下发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关于进一步贯彻西北局会议精神的决定”和“关于常委扩大会议揭发张仲良同志所犯错误事实的报告”。

     “西兰”会议的喜讯,在天水传达下去后,人民群众精神振奋,情绪开始稳定,初步有了活命的信心。尤其“西兰”会议在西礼县传达时,中坝公社的会场一片哭泣声,农民说:“毛主席知道我们的困难,我们得救了。”

    “西兰”会议是一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对甘肃人民来说,的确是一次“救命会”,挽救了甘肃,挽救了甘肃人民。会后,很多基层干部因执行**********************************

    在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指示和“西兰”会议精神中,天水地委还组织干部,派出了敢于实事求是的好党员、好干部下去监督管理落实,指导基层工作。

    (二)“七千人”大会后的经济恢复

    1 9 6 1 1 月在北京举行了八届九中全会,这次会议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毛泽东在会上还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可能要搞半个世纪。今后搞几年慢腾腾, 指标不要那么高, 不要务虚名而招灾祸。

    会后,毛泽东发现《紧急指示信》还没有完全解决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和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重大问题。同年3 月,中央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6 月发出试行的修正草案中取消了农民普遍反对的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9 月,中央作出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示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坚决退下来,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在今后三年内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调整为中心,整顿“大跃进”给许多企业带来的不少问题,整顿企业秩序和治乱,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恢复和建立规章制度,坚决制止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八字”方针对工业调整起初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 9 6 2 年元月1 1 日,中央召开了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共七千余人,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次空前规模的大会,是三年“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困难,经过一年的调整,形势开始有了转变,但在困难还很大,党内外思想上各种疑问还存在很多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着重指出“大跃进”三年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一是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二是在人民公社工作中,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违反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三是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四是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发展要求过急。“七千人”大会还认为:一方面工作中经验不足,造成失误;另一方面是由于党内不少领导同志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因与会者还有许多话要讲,毛泽东建议延长会期,大家在北京过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七千人”大会以后,经济的调整和政治关系的调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农业生产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方面从下到上进行了相当规模的大胆探索恢复。

    1 9 6 2 9 月党的八届十次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修正草案)》,在第五章的“社员家庭副业”的第三十九条中指出:“人民公社社员的家庭副业,是国民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它附属于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它们的助手。在积极办好集体经济,不妨碍集体经济的发展,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和鼓励社员利用剩余时间和假日,发展家庭副业,增加社会产品,增加社员收入,活跃农村集中贸易,恢复生产,开展生产自救,解决农民能吃上饭的问题。一是耕地由集体分配5 7 % 的自留地,还可分配适当的自留山,由社员自主经营;二是允许家庭饲养猪、羊、兔、鸡、鸭、鹅等家畜家禽;三是可以开垦零星荒地,补充社员的温饱问题;四是进行编织、缝纫、刺绣等家庭手工业生产;五是从事采集渔猎、养蚕、养蜂等副业生产;六是经营由集体分配的自留果树和竹木,在房前屋后种植生产队指定果树、桑树和竹木。社员家庭副业产品收入都归社员所有,都归社员支配,都可拿到集市上交易出售。要保障社员个人一切生产,生活资料,包括农具、工具、牲畜、房屋、家俱、衣被、信用社存款等,永远归社员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

    天水地委在贯彻中央、省委纠正“左”的错误中态度坚决,政策落实深入人心。工业实行了“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工业战线、降低大多数工业的生产高指标”,对“大跃进”建立起来的好多厂矿实行了必要的关、停、并、转,(如拆除了无任何意义的天水无轨电车等),保留了天水电池厂、皮鞋厂、玻璃厂、机械厂等,培养技术干部,积累人才,工业从人力物力上加强支援了农业,农业在全力开展生产自救,突击抢救人命中很快控制和制止了人员死亡、外流的现象,大部分外流的人员回乡生产,农业生产恢复较快。同时还采取了一切办法制止了天水的通货膨胀,人习安定,情绪稳定,天水呈现出一派人民重建家园的好景象。

    四、惨痛的教训    深刻的反思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党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这一失误是在“中国经济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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