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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谁给了我漠视的权利?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07-31 22:12:53 / 个人分类:历程

    谁给了我漠视的权利
    ——从屈原、杜甫、鲁迅、金庸看文学的边缘化

    尽管我们有着辉煌的历史,但这确实是一个文盲的国度,尽管古代文学作品的作者与上层统治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很少有文豪和科学家的陵墓与宫殿。政客式的文人在等级森严的中国社会中就这样互相吹捧着走到了上世纪初,这与人民究竟有什么关系?贵族文学在青蛙排卵般的吵闹中走完了现代化历程,没有人认真思考造福人类的四大发明与中国文学的密切关系,于是作家便问心无愧地成了社会的柱石。虽然,这种骄傲在文革期间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但文革一结束,更为绚丽的光环又罩到了文人头上,他们又成为时代的脊梁。随改革的深入,九十年代以后,这些趾高气扬的文人便无可奈何地从核心地位退向边缘,发出一声微弱的叹息——这就是沧桑!
    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已经吃饱肚子了。在此之前,尽管我们是一个饥饿的民族、尽管WTO鄙夷了我们几十年、奥运会让我们期盼了上百年,可我们从未怀疑过我们民族的伟大性。外国人怎样看我们的民族,我们无从知晓,因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想亲自出国考察一番是不大可能的。但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心中,我们的民族是十分神秘的。当这些人认为我们的民族神秘时,在事实上他们已超然于我们的民族之外,因此真正让我们的民族神秘而伟大的就是不足百分之十的部分。在百姓看来,我们伟大的无非是历史,在我们的饥饿史和杀戮史中真正使我们神秘的其实是文学史。中国文字本身就有神秘色彩,仓颉造字时鬼神的情绪就很不稳定,这一点有史为证。当文字组合在一起时更具有无穷的神秘力量,上古时期许多文人的杜撰之辞被我们奉之为经;数十年前,中国的百姓还是不敢轻易焚毁字纸;就在今天,具有特殊功能的巫师巫婆按俗定程序,口中念念有词、将字纸神秘焚化,就可命令鬼神,而我们的文学大致是由此而来。因此,不论是作品还是作者,给百姓以一种神秘感,那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文学神圣神秘数千年之后,于世纪之交出现旷古未有的寂寥,这和文学长期的表演不无关系。
    文学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它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就我们目前所见到的词典对这个概念的解释似乎并不是十分科学的。我们也无法保证它在发展中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更不能保证这个概念能否与人类共始终。不过,我们确实发现曾在历史上起过十分重要作用的一些活动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与之相应的精英分子也无可奈何地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对于这一点,我们丝毫没有感到痛惜。不仅如此,今天社会又有许多习俗面临灭绝,“古董收藏家”为此大为忧虑,他们的奔走号呼似乎也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历史的洪流不可阻挡,这类古董收藏家本身也面临灭绝。终有一天,当今天所说的文学也面临这样的尴尬时,除了垃圾回收站的同志,全国人民还是心安理得。今天文学的边缘化和文坛的寂寥并没有牵动多少人民的心,否则也决不会如此的边缘和寂寥。这种情况正是人民对文学本质及其发展历史清醒认识的结果。从奴隶社会一直到今天,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国文坛都有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人。因为才智有限的后人没有办法给他们的艺术和思想排座次,故而他们都是里程碑。
    一、 满腔热忱、无力回天的屈原
    屈原和《楚辞》据说是中国文学的先河之一。这是一个攻伐不休的战乱年代,奴隶社会逐渐解体,时代需要加强各民族各地区的合作与交流、呼唤统一国家的形成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令人痛心的是在这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一位头顶光环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从天而降。他看不到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对小国寡民的原始部落式的社会念念不忘,可悲地充当了历史发展的绊脚石。如果我们不对历史加以缜密的区分,他何异于今天的水扁?当然,我们并不苛求这位伟大的诗人能够明白发展是硬道理,然而,官至三闾大夫的诗人在政界却毫无建树,于是阳痿的男人便展开奇特瑰丽的想象,以文学为手段,给自己营造了一个富丽堂皇的时空氛围。在这个氛围中,诗人又是一个能上天入地、驾龙御风、尽食美味、尽享荣华、无所不能,完全可与齐天大圣媲美的形象。全国人民对他多情的四方求女并无异议,但这个“峨冠博带”的家伙却是以诋毁全人类为手段来美化自己的。“举世皆浊”“唯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异类生物竟然颇受后人青睐。遗憾的是文学这个强大的武器并未在这个狭隘的爱国主义者手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麻木不仁的民众没有被唤醒、暴秦没有被善化、祖国灭亡的命运没有被扭转,农耕技术的改进和民族融合的促进却与壮丽的诗篇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现实是黑暗的、社会是污浊的、贵族是无能的,诗人的诅咒、抨击、鞭挞也是苍白的。一两个光辉形象也并不能改变人民水深火热的命运、并不能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用奇装异服来张扬个性的家伙给中国文学起了一个无比沉重的话题,后代的文人莫不循规蹈矩,力图用自己短浅的目光致力挖掘、诊疗时代癌症,以显示其作品的深刻性,这就注定了中国文学与生俱来的自作多情与无聊。汉赋的想象更是青出于蓝,它让人知道了稻草是怎样变成金条的。
    二、忧国忧民、忧愁而终的杜甫
    诗圣的时代,盛唐气象已丧失殆尽,但初唐诗人的豪言壮语犹在耳旁。当大唐帝国国泰民安、四海升平、国力强盛时,文人根本按耐不住内心的冲动,他们肆无忌惮地张扬自我,纵情地抒发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不知天高地厚地指点江山,杀敌立功的愿望是何等迫切;当大唐帝国日迫西山、国运衰落时,那些随时等待祖国召唤冲杀疆场的文人豪客于瞬间死得一个不剩。盛唐诗人所向往的时代终于和诗圣一起到来了,诗圣举目四望,只有诗圣。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诗圣有一张杂草丛生、沟壑纵横的老脸,这张布满晦气的老脸其实就是后代丹青对诗圣愁苦一生的艺术概括和总结。
    诗圣的愁苦从大的方面来说,是国家的灾难,他把个人的一切不幸都归结于国家的动荡,于是,诗圣便义无返顾地给这个处于灾难中的国家斜眉吊眼地寻病问疾。就从作品而言,诗圣的忧虑颇具深度和广度。从“冷似铁”的“布衾”、“沉塘坳”的“茅草”直到温泉洗桑拿的贵妃和收复河南河北的官兵,都有诗圣关注的目光。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风劲、天黑、雪大、路滑……似乎都是皇帝和贵妃洗浴造成的,这是典型的寡妇心态。《茅庐为秋风所破歌》在向人们尽情倾诉自己的不幸后笔锋一转:“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中国的穷苦文人就是这样幻想着美好的生活,在穷苦中时时刻刻关心着别人,时时刻刻展现着自己博大的情怀。诗圣在思想上关心别人的同时不断地得到别人怜悯的关怀,可万恶的旧社会根本不允许诗圣将一颗诚挚的爱心化为实际行动。诗圣无比犀利的目光愤怒地剖析着这个黑暗的社会。也许中国社会从来都是如此黑暗,以致诗圣在揭露黑暗社会时根本无法给自己定位。《石壕吏》中,乡政府星夜拉夫,“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之际,“我”在干什么?老翁老妇已经为国家贡献了三个儿子,“我”除了批判揭露之外为祖国做了点什么?在祖国危难之际,“我”为何不挺身而出?保卫国家是每个人的职责,有战争就有流血,战争就是要用流血换来和平,让更多的人不流血。遗憾的是,老妇的诉说并没有使“我”具有一点责任心,这个有着远大抱负的男人就这样无可奈何地洒下一点分文不值的泪水。怀才不遇的悲愤是诗圣妙笔生花的理由和动力,然而,足以传诵千古的诗篇却无能改变目前的窘困,于是,诗圣毫不留情地给中国男人注射了大量的特效雌激素,这个杀戮成性、嗜血若渴的民族从此就逐渐失去了阳刚之气。到了宋代,中国的男人就只能以泪洗面了。这些阳痿的男人,当他们没有能力或不敢婚外恋时,天地万物皆可使其神魂颠倒:一场细雨、几缕柔风、数片落红……娇羞万状的男人们便大发感慨,涕泗滂沱。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对瘟疫、地震之类的人类灾难却无动于衷,这就是中国文人特有的病态人格。
    三、横眉冷对、愤世嫉俗的鲁迅
    宋元时期说书艺人风行天下,充分说明中国文学尽管已经给后人留下了两座仰止高山,但还是与人民没有多大的关系,不识字的文盲不得不靠耳朵来知道一些文人所编造出来的稀奇古怪之事。十九世纪末,端起碗吃肉骂娘的中国人一方面嘲笑兴办新学的洋务派的幼稚,一方面尽情地享受着识字的好处。相对于迅速壮大的文学接受者队伍和雨后春笋般的出版业,撰稿人的数量简直是微不足道的,腐朽的清政府已经被重大的事情搞得焦头烂额,再也无力顾及康熙爷的文字狱了。中国文人从未有过如此广阔的背景和良好的展示平台,但是群魔乱舞的中国文坛使得优秀的作家与诺贝尔奖无缘相见,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市侩嘴脸在这个时期暴露无遗,他们常常奋不顾身地冲进作品,竭尽全力地买弄自己的博学与潇洒,大量的音译外来词,(不说“现代”,而说是“摩登”;不说“小提琴”,而说是“梵阿林”……)直接的外文单词,甚至整段的外文,就是在全民普及外文的今天,这也让非外文专业的本科生颇感头痛,更何况那文盲年代!不过,这毕竟是伟大的时代,必将造就一代伟人,中国文坛如来正是此时登上神坛的,从此中国人有了魂,有了旗帜。
    鲁迅,这是从封建阵营里冲杀出来的一位猛士,他使的是回马枪。如同一群破壳而出的小鸡,马上去抨击老母鸡,老母鸡的外表形态、内在气质均不合小鸡们的胃口,那么老母鸡应该是怎样的?不知道!它们应该由谁来孵出?不知道!《狂人日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它借“狂人”之口,控诉了封建制度及其伦理道德“吃人”的本质,我们在此对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成果是否是剧毒鼠药这个问题不作深究,假如仁义道德等一切封建的东西具有“吃人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应该义无反顾地抛弃,可让人担心的是抛弃之后我们还拥有什么?即使是原始社会,也应有一定秩序才是社会,先生为何不给我们设计出抛弃“封建”之后的蓝图?先生一生在致力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迎面走来一个人,先生用医生所特有的能力透过来人华丽的帽子发现了病情:“喂,你头上无毛!”先生哪里知道,来人很早就知道自己是秃子了,并且已遍访名医,只是无法长出发来,先生能让长出毛来吗?知道错误并不等于有能力改正错误,除了自以为是的文人,中国人何尝不知自己麻木、愚昧?哪一个农民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奴役的地位?铁屋子里的人醒来之后干什么?能干什么?
    先生的笔下塑造了为数不少的病态社会里的知识者和农民,通过这些形象,我们也不难看出先生对知识者的定位,所谓的知识者就是会识字、会背几句歪诗(高级一点的还会说一两个外文单词),在城镇租房而住,有着不正确或不坚定的信仰,这些半文盲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知识在中国社会的份量,先生对文学寄托了多大的希望!这也许正是中国贫困落后的原因。倒是对农民形象的描绘却是活灵活现,但这并没有达到先生揭示国民劣根性的目的,举世闻名的阿Q就是典型的例子。后人已经切实地认识到阿Q精神不受时空限制,此精神不产生于先生时期,当人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时就产生了;此精神不会以先生的揭露而告终,它只能与人类社会一同灭亡;此精神不是中国农民的专利,工人、知识者、政府高官、嫖客妓女……或多或少都会有那么一点;此精神不是中国的特产,十大洲八大洋只要有人的地方,他们都自作聪明地发明了这玩意儿,并在娴熟地运用它。呜呼,灾难深重中国农民,地球人都是一日三餐,先生却毫不留情地以一日三餐来抨击中国农民贪吃;地球人都有阿Q精神,先生则说这是中国农民的劣根——先生似乎不是地球人,这正是中国文人的嘴脸:要么风流倜傥、柔情似水,要么玩世不恭、超然物外;要么深恶痛疾、横眉冷对,要么满脸晦气、故作深沉……
    不论怎么说,先生统率了一个时代,中国文坛从未有过如此波澜壮阔的运动,文学的社会功用从没有如此充分地发挥,在一定的时期内,几乎没有人怀疑先生如椽妙笔可胜十万支“汉阳造”。然而,“汉阳造”的时代很快就过去了,懒惰的中国农民一觉未醒,人类就从蒸汽时代进入了电气时代,而我们还是以蒸汽时代之前的四大发明傲视群雄——先生到底用投枪和匕首打倒了什么?改变了什么?文学这一强大的武器在先生手中所取得的成果除理群《说不尽的阿Q》之外还有什么?其实这根本就不关先生的事。在这个文盲高度覆盖的国度,一部作品只要有一个人读了就等于全国人民都读完了。翻开中国文学史,绝顶聪明的编者罗列出十万八千条阅读的思路和方法,并且明确规定那一部作品要用那一种思路和方法。挨饿受冻的中国人民根本没心思去认真领会和掌握它们,穷极无聊时随手拣起一本破货找自己能认识的字了解一下情节,这叫消遣!低下的文化水平和文学素养注定他们根本就无法发掘作品的“深刻内涵”——这也不关阿Q们的事,中国文学向来是文人文学:文人写了文人读,文人读了文人评,文人评了文人夸(骂),骂架夸奖都是文人写。但是现代化时期相对于书面语与口语严重脱离的古代,那显然是一大进步了,刚刚脱盲的中国人民在精英分子的撺掇下也欲图发掘作品高深而沉重的内涵。于是,巴尔扎克在中国也被捡煤渣的老太太所赏识,于是中国文人便当仁不让地成为社会的脊梁。
    四、大智若愚、挥洒自如的金庸
    经过文革的洗礼,文人的心头十分沉重。这种沉重无疑成了作品的核心内容,但也确实只不过是一张愁苦的老脸而已。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品无非是古代才子佳人小说的翻版,满腹牢骚的文人还是用幻想来解决自身的饥渴;战争中产生的英雄千人一面;改革文学讲述的改革神话随下岗的日渐繁荣而逐渐平息;寻根文学最终也不见了自己的根;惟有农民似乎还是活跃了一阵子,阿Q还没被人们说完,陈奂生又登台表演。从白话文运动直到今天,中国文人从未放弃对占全民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冷嘲热讽的教育,但是,农民还是那样麻木不仁;爱情小说中的主人公由知识分子无可奈何地变为董事长、总经理——知识分子已经知道了自己在文盲心中的价值!在激烈的竞争中,身心疲惫的普通百姓不再打算通过文学去思考文人所设置的重大命题;网络的发展便利了文学的传播,却同样给文学强烈的冲击——就在顽强的文人光腚上阵、脆弱的文人打算跳楼时,金庸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喜爱。
    据说,金庸的小说是通俗文学。通俗文学究竟是谁在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是什么意思,也许有相当一部分国民不能准确回答,但说金庸的作品在中国人手一册,也决不过分。如果说全国大中小学生都知道鲁迅,那也不能排除鲁迅是考试范围,但金庸还没有被列入考试范围。我们在此不对金庸的作品指手画脚,但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的是,所谓的中国文化界与人民的距离实在是太大了。据说金庸被聘为北大客座教授后,有许多自以为著名而实际上在全国几乎没人知道的跳梁小丑对此就大放厥词,说什么“北大无人”、“枪棒教头当教授”……这就是中国的文坛、中国的文人——人民所欢迎的,他们就要诋毁;人民所憎恶的,他们就要强加。这类文人的作品能有多少亮点呢?人民对此类文人的唾弃就是必然。从金庸及其作品来看,中国文学并未如同部分亲朋所哀叹的一样边缘,只不过是文学的表演让人民知道了如何漠视而已。面对这种情况,文人的挣扎是顽强的,他们还在竭尽全力地制造神秘——“我们民族所幸拥有了鲁迅,但要真正理解与消化他留给我们的丰富的思想文化(文学)遗产,还需要时间。”但是,这种挣扎又是无力的——同样,我们的民族所幸拥有了孔孟老庄、周易八卦……究竟我们对于哪一种已经“真正消化与理解”了?浅陋的中国百姓到底需要多少个世纪的时间去消化和理解自己如此神秘而广博的文化?
    上帝就是目光短浅,造出的人就这么几个能大幅动作的部件,以至于现代编舞实在扭不出具有新创意的动作,中国文学也面临同样尴尬的境地。有人曾用“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来概括人生,可怜的中国人至少在五千年中除了衣食,再也无法顾及其他。贫瘠的土壤能长出多少参天大树?贫乏的生活能为文学提供多少素材?就在王之涣为富含哲理的“更上一层楼”沾沾自喜时,荀子的声音从远古传来:“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老祖宗丰富的想象让后代的文人一筹莫展,后代文人丰富的想象却让我们的文学更加脱离了阿Q这厚实的大地。几千年来我们伟大的文学家对人生哲理的探索就是提出了“明月几时有”、“江月何年初照人”之类的文盲问题,而今天,当中东、西欧成千上万的人们涌上街头振臂高呼、捍卫“主义”时,中国百姓则蜷曲在刚刚有了点热气的炕头心有余悸地盯着电视荧屏的狂热暗自庆幸——中国文人打算用怎样的作品去震撼人民又变得麻木了的心灵?
    就如同一切社会现象,其地位和作用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当文人是时代脊梁时,他们给人民和社会带来了什么?今天文学才真正处于比较科学的地位,人民对文人的漠视正是对文学合理的待遇。如果心情不好的文人看看昔日权倾一时的生猪收购站站长和供销社主任,也许就不会如此的失落。

    2005年9月

    TAG: WTO 杜甫 金庸 鲁迅 中国人

    引用 删除 Guest   /   2012-08-21 10: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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